[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页。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确没有规定当刑事罚金无法吸收行政罚款时，该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211号指导性案例指出，行政机关在移送刑事司法部门之前主动撤销行政处罚案件存在瑕疵，不应因案件移送而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7]1979年实施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检察院职权限缩在刑事领域，完全摒弃了一般监督职权。

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正向移送还是刑事司法机关的反向移送，都欠缺积极移送的动力。但一般监督不是检察机关的经常工作。[29]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大量行政管理职权移交给社会组织行使。(一)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单罚的监督根据《行政处罚法》第8条第2款规定，行刑制裁类型中的单罚是指刑罚与行政处罚只能二选一。[14] 参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指导意见》(2021年10月9日省检察院党组第28次会议讨论通过)、《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

所以，在行刑衔接中刑事检察部门重点监督对象正是行政违法行为。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此时，社会相对于国家不再处于一种自治甚至隔绝的状态，当制宪者认为有必要时，就会授权国家进入到社会生活内部，利用国家权力去改造社会，使得宪法不仅表现为国家的根本法、更成为了社会的根本法。

但是在中国宪法的文本尤其是宪法序言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充满激情的人民，中国宪法文本也没有对这种蓬勃的政治激情表现出警惕的抑制态度，例如没有明文规定国家权力不得涉足的公民生活领域。在八二宪法之前，人民是敌人的对立存在。而且从现代国家宪法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至少在现代宪法制度发展的初期，现代宪法吸收了部门法的许多原则和思想，例如刑法的保护犯罪人权利、民法的保护公民财产权思想。[36]这种利用宪法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影响到了著名的吕特案判决的出台。

[62] 对于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261页。转型宪法不仅继承了自由主义宪法的形式法治观、分权思想，更继承了它的时间差观念，它同样是以一个在先的宪法去约束未来的国家，只不过这种约束功能不再只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目的，还可以赋予国家权力。

本文想指出的是，这种对国家的怀疑、对社会的信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是人们主观选择而不是客观事实反映的结果。[27]在这种对权力与权利的非对抗性关系的看法中，中国宪法在没有对公民剩余权利做出明文规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国家机关的剩余权力。此时，任何在现实中具有违宪嫌疑的当事人的言论和行动，如果这些当事人具有主观上的宪法善意，那么人们都不应断然宣称，这些当事人的主张完全不符合宪法理念。中国宪法超越了限权根本法、赋权根本法的一些理论限制，确认了国家权力的内容与范围，刻画了人民形象。

中国宪法的根本任务，是确定中国人民的形象、国家权力的范围乃至宪法期待塑造的理想公民。在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前，简单地以宪法的组织法属性来证明其根本法地位，会有解释力不足的情况存在。在这种不禁止态度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对国家与社会友好共存关系的承认。[58] 对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分离状态的讨论，尤其是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区别，可以参见[德]康德：《纯粹理论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此时，按照同样严格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宪法规范，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效力等级。[16] 例如考文先生就认为，美国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恢复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英国宪法赋予人的自然权利。

[30] 对自由主义宪法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一种系统性的理解，可以参见Upendra Baxi, Preliminary Notes on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Oscar Vilhena et al, eds.,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Comparing the Apex Courts of Brazil, India and South Africa, PULP,2013, p.25.[31] If one race be inferior to the other sociall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put them upon the same plane. Plessy v. Ferguson,163 U.S.537,552.[32] 对于非洲国家例子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Goran Hyden Denis Venter eds., Constitution-mak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2001.[33] Karl E Klare, Legal Culture and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South African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Vol.14:1, p.146-188.[34] 例如南非宪法法院对南非宪法转型性的论述，可参见These conditions already existed when the Constitution was adopted and a commitment to address them, and to transform our society into one in which there will be human dignity, freedom and equality, lies at the heart of our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Soobramoney v Minister of Health, KwaZulu-Natal 1998(1)SA 765(CC);1997(12) BCLR 1696(CC).[35] 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作为确权根本法的宪法，通过描绘一种指向未来的人民形象、指引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发挥出这种根本动因的功能。

[21]在这种表述中，柯克传达出对普通法的复杂性和神秘性的强烈自豪感。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自然权利观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前国家、天赋的权利，不受世俗权力的影响，现实中的政府和立法者不仅不能侵犯这些权利、相反还必须服从这些权利的要求，[15]否则政府和立法者将失去统治上的正当性，人民甚至有权利推翻违反高级法、侵犯基本权利的政府和立法者。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但是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的理解，同样需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以在宪法论说中不断演变和进化，不断接近理想理念的要求。其次，中国宪法是根本法。

在这种静态法治观上，转型宪法表现出对自由主义宪法的继承关系。在这种国家与社会分离状态设定思想的背后，是自由主义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深深不信任和对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能力的充分信任。

[11] 例如卢建平先生主张将罪刑法定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一）人为创造的宪法与国家的时间差问题回到对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形式定义。

从宪法与部门法的这种复杂互动关系来看，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母子关系。但是这种对根本法在语义形式上的定义，对于分析中国宪法具有根本法地位的原因，提供的指导作用显然是不足的。

[55]在这种区别中，中国宪法与转型宪法之间的本质差别更加明显。这些分析表明，借用这两种宪法范式无法充分解释中国宪法的制度设计与运行逻辑，最终无法解释中国宪法的根本法内涵，人们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宪法范式，以从内容上定义作为根本法的中国宪法。[65] 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3]但是这些形式化的定义，对于揭示宪法的根本法内涵同样帮助有限。

李光灿：《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18]基于这种限权法的定位，作为自由主义限权法的宪法还将剩余权力/权利，都保留给人民，即凡是没有明文授权给政府，或者对于那些归属存疑的权力/权利，都推定为还掌握在人民的手中，[19]政府和立法者不可任意占取或者剥夺这些权力/权利，使得政府和立法者的权力表现为有限权力，宪法是一种有限宪法。

人类在理念世界中自由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范式来解释相同的存在现象。在限权根本法范式中，人们可以求助于实证法律体系之外的高级法、自然权利来约束宪法中的人民活动与决定。

[58]当一只禽类动物生出了第一枚被世人定义为鸡蛋的带壳卵时，第一只母鸡也就诞生了。在转型宪法眼中，国家与社会不再是对立关系，相反，两者在实现宪法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合作关系。

而且与转型宪法类似，在中国宪法制度设计中，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实现，不仅没有表现为潜在的侵犯者，相反表现出一种积极实现者的角色。但是在八二宪法中，这些咄咄逼人的用语就不再出现了，相反，八二宪法序言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在1949年《共同纲领》、[41]五四宪法、[42]七五宪法和[43]七八宪法[44]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关敌我对立、社会强制改造的内容，从这些规定出发，人们或许有理由认为，这四部宪法都可以被纳入到社会改造赋权法的类型之中。[45] Armin von Bogdandy, Ius Constitutionale Commune en América Latina: Observations on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rmin von Bogdandy et al., eds,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us Commune, Oxford University,2017, p.32.[46] Baxi, Preliminary Notes, p.29.[47] 郑磊、赵计义：《备案审查制度基本功能的语词展开——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备案审查年度报告的梳理》，《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

不被组织、没有明确政治意识的个人集合体是群众。前文在讨论根本法的语义形式定义时就已经提出，在对宪法根本法属性的分析中，人们通常在讨论之初就将宪法定义成一部法。

[3] 例如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页。对转型宪法来说，在公民实现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国家不再只是基本权利的潜在侵犯对象，相反，国家可以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工具。

在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确认人民形象的情况下，当宪法实施中的各方当事人经过相互之间充分的沟通甚至辩论，最终确定人民对自己的形象和诉求已经有了新的成熟判断后，经验世界中的国家机关可以相应地修改宪法，将这种新形象、新诉求吸收进宪法文本。正是因为这三种范式是作为理想范式存在，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现实世界中的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这三种宪法范式的部分内容。